在酒都仁怀，关于茅台的故事有很多。有正史传书，有民间说唱，有文人吟咏，但鲜少有人像张启才先生这样，以一个“盐巴佬二”的视角，把茅台的历史、酒的历史、人的命运，写得如此朴实、真挚而又惊心动魄。

《茅台匪患——记一个盐巴佬二的故事》是张启才先生（1944.12—2015.05）的遗作。张老先生是贵州仁怀鲁班黄家田人，贵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曾教书、务农、放电影，放电影工作时足迹遍布仁怀的山山水水，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退休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作品。张启才先生长子张小波对原作进行了多次必要的整理扩写和部分史料补充，从8章两万余字增加至24章五万余字，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此次在《仁怀酒协》微信公众号连载刊出，首次以完整的篇章结构与读者见面。

这是一部用脚走出来的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许光正）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盐巴佬二在匪患横行的年代，如何从茅村银滩坝子背盐巴起步，历经韦小秋惨死匪手、自己被掳入匪巢扛机枪、险些丧命“清泉宫”，最终在解放军剿匪部队的营救下死里逃生、翻身解放的故事。二十四章，章章有泪；五万余言，字字是血。那些背盐巴的队伍、那些石板路上杵下的拐杵钻迹、那些“呀嗬嗨”的号子声、那些铁脚马碰撞出的“咔当”声——一个时代最后的回响，被老先生牢牢地钉在了纸上。顺着这些文字，我们几乎能闻到赤水河畔的酒香与血腥，能听到盐巴佬二沉重的喘息。但这部作品的价值，远不止于惊险的故事。首先，它是“仁岸”盐运历史的生动档案。

贵州素不产盐，所需之盐自古从四川运进。川盐入黔，有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其中仁岸依托赤水河黄金水道，经清雍正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两次疏浚，船只直抵茅台，使茅村一跃成为川盐入黔的头号水陆码头和贵州省三分之二食盐的起运枢纽。盐运带来商机，商机催生百业，茅村就此繁荣。张启才先生用脚丈量过每一条盐道，在他笔下，盐巴佬二的世界纤毫毕现——一百二十斤的盐巴压在背上，翻山越岭，三天一个来回，挣一斤脚力盐。周三哥教的拐杵歇气法、茅酒擦关节的规矩、铁脚马走石板路的声响，以及“人穷力气大，肚饥口胃开”的生存格言，都来自最真实的底层经验。这些细节，是地方志里读不到的仁怀。

其次，它是仁怀产区酱香白酒文化及茅台镇酒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正本清源、匡正酒史的一面镜子。

茅台的酒史，向来与盐运史交织共生。据《遵义府志》记载，清道光年间，“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当时流传的“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等诗句，正是盐来酒往、盐酒联姻的生动写照。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的故事，被作者自然地穿插在匪患的叙事中。小说里有一个感人的细节：盐巴佬二们每趟必带茅酒，睡前喝一口、擦关节，第二天才走得动路。那些被土匪抢走的酒葫芦，那些在韦小秋坟前洒下的茅酒，那些用茅酒清洗伤口的场景——茅酒在这部小说里，不是点缀，而是穷苦人的命。

遗憾的是，近年来，个别酒企为了商业炒作，随意编撰虚构酒业历史，甚至歪曲地方革命历史，把本应严肃的酿酒传承变成了信口开河的“故事会”。这种风气，不仅误导消费者，更伤害了仁怀产区百年积淀的信誉。张启才先生这部作品，全部源自亲身经历和田野调查，每一处酒坊兴衰、每一次剿匪战斗、每一个历史人物，皆有据可查、有史可依。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酒文化，不是编出来的，而是一代代酿酒人、背盐人、赤水河两岸百姓用血汗酿出来的。唯有尊重历史，才能启迪未来；唯有敬畏真实，才能让仁怀市及茅台镇的酒香走得更远、更久。

再次，它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红色记忆。

1935年3月，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赤水河，就是在茅台渡口。邓颖超同志后来回忆说：“路经茅台，周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红军在茅台镇驻扎期间，开仓分盐，宣传革命，老百姓抬着酒坛子送到渡口。这些在仁怀老一辈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也被郑重地记录了下来。茅台酒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这段历史，值得每一位仁怀人铭记。任何企图歪曲、淡化这段红色记忆的行为，都是对仁怀酒文化根基的侵蚀。

最后，它更是对剿匪斗争的真实写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武装相互勾结，在贵州全省发动反革命暴乱，仁怀亦陷入匪患。解放军一三九团回师遵义，从1950年1月起展开了长达一年的剿匪清匪斗争。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朱营长的智勇、周海水连长的血性、柯伍四的机智，以及秦矮子等匪首从投诚到伏法的全部过程。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可以找到历史原型；小说中的战斗，大多可以找到史籍对应。这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民间信史。

对仁怀酒业从业者的几点期许。

作为赤水河畔的酿酒人，我们常常自豪地说“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但比地理环境更不可复制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精神。阅读《茅台匪患》，至少能给我们三点启示：

其一，酒史即信史。我们的前辈在匪患中拼命护住酒坊、在盐道上用拐杵刻下印记——这些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真实的生存印记。今天的酒企应当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惜历史，杜绝杜撰、抵制浮夸，让每一句“历史传承”都经得起考证。

其二，红色是仁怀酒文化最亮的底色。红军用茅台酒疗伤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写在仁怀大地上的革命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不是贴标签，而是要从心底敬畏那些为共和国流血牺牲的先辈。

其三，民间叙事的力量不可替代。张启才老先生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文字比任何华丽的广告都更有穿透力。因为真实，所以动人。希望仁怀的酒文化工作者、企业宣传人员，能多走进田野、走近老人，像张先生一样用脚丈量历史，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有人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今天的仁怀，赤水河两岸高楼林立，柏油公路四通八达，茅酒香飘万里，再不见盐巴佬二佝偻的背影，再不见土匪横行的阴影。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有人替历史说话、替沉默的大多数立传。张启才老先生替父辈说了话，为仁怀立了传。

感谢张启才老先生用笔墨留下这段不应被遗忘的岁月。感谢整理和扩写这部作品的张小波先生。也感谢每一位点开连载的读者——你们的阅读，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茅台匪患——记一个盐巴佬二的故事》全文共二十四章，将在《仁怀酒协》微信公众号上陆续连载更新。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转发、留言，一起追忆那段属于仁怀、属于茅台、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峥嵘岁月。——编者 2026年5月

茅台匪患——记一个盐巴佬二的故事

张启才 著 张小波 整理扩写

第一章　触景生情——八十五岁忆茅村

提要：八十五岁那年重访茅村，高楼大道取代了昔日的鹅卵石街和茅草房，不由得想起六十多年前当盐巴佬二的苦难岁月。

我们年轻的时候，称茅台叫茅村。

我记忆中解放前的茅村，紫红色土地，半面街，街面是木质结构瓦房间插一些参差不齐的茅草屋。全部用鹅卵石铺成的一条街道，还有一条之字型石板路串联起来的羊杈街。街后面的大路旁、土坎上栽的蒲枣树，每到秋天，果实累累，红彤彤的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照亮了穷苦人艰难的日子。

当年茅村这个水陆码头，非一般乡场可比。

贵州素不产盐，自古以来老百姓吃盐全靠从外省运入。明朝年间川盐入黔逐渐形成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其中仁岸依托赤水河航道，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朝廷疏浚赤水河航道，盐船经赤水河可上溯至茅台，在茅台设“仁岸”的起岸点。仁岸盐运路线由自贡出发，经泸州至合江，溯流而上，过兴隆滩，到达仁怀茅台起岸，再循陆路经鸭溪、金沙至贵阳，再向贵州中南部运输。盐路的改善使茅台村迅速发展成为商贾云集、盐工川流不息的繁荣码头。当时流传一句话：“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说的是茅村的盛况——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到了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贵州织金人）为开发利用赤水河，再次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对赤水河航道进行疏浚，以锤凿、爆破和围堰治滩等方法重点治理上游吴公岩至茅台村段，施工两年有余，耗银2万余两，共整治险滩70余处。经过这次整治，通航能力大大提升，贵州全省三分之二的食盐都从茅村起岸，再经陆路转运到遵义、贵阳甚至更远的地方。茅村由一个小小的村落，逐渐繁华成了商船云集的水陆码头。随着盐运业的日益兴旺，赤水河沿岸特别是茅台等地逐渐集聚了大批盐号商号，人流穿梭，商旅络绎不绝，对酒的需求变得旺盛，推动酒的酿制向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迈进。

那时的茅村，沿河两岸停满了从四川合江、自贡下来的盐船。每只船能装百多包盐，一包一百多斤，船工们喊着号子卸货，盐巴堆成小山。赤水河上的船夫有句老话：“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盐运带来商机，商机带来人流，人流又催生了酿酒、客栈、餐饮、力夫搬运等行当，茅村就这样一步一步繁荣起来的。

茅村酿酒的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据史料记载，汉代唐蒙出使夜郎，把当地一种叫“枸酱”的酒带回长安，献给汉武帝，武帝饮后赞叹“甘美之”。这种枸酱，就是茅村酒的前身。此后历朝历代，茅村的酿酒从未中断。明代时，茅村还只是一个小村落，到清代通航之后，酒坊越开越多，酒香越来越浓。清代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夜宿茅村时留下诗句：“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诗里的“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说的就是当时家家户户酿酒、盐船满河停泊的兴旺景象。

据《遵义府志》记载，清道光年间，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酒坊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那时的茅村，一到烤酒时节，整个村子都笼罩在酒糟蒸腾的热气里，空气中的酒香浓得化不开，外乡人进村，走不上百步就觉得脚下发软、脸上发烫。一年光景好，全镇二三十家酒坊要吃掉两万石高粱，那蒸出的酒，用大缸装着，码满了好几间屋。

白天映入眼帘的是奔流不息的赤水河茅村段，大小各异的木船一只接一只，有从四川合江运盐上来的，有从茅台运酒下去的，船工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赤身裸体拉船的纤夫在岸边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挪动；成群结队的盐巴佬二，每人背着一百多斤盐巴，手里拄着拐杵，排成一路纵队，像搬家蚂蚁一样在山路上缓缓移动；驮铃声响彻山谷的马帮，十几匹驮马连成一串，马锅头甩着响鞭，吆喝着赶路；街道旁、草坪上摆满地摊，卖布的、卖杂货的、卖草药的、卖粑粑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虽只有不到一华里的街道，但却十分热闹和繁华。

你走在街道上就会听见各种各样的叫卖声，特别是那卖打打药的流动郎中叫得特别大声：“喂，快来买喔！专治风湿！风风！风湿无影无踪！风在骨头丝丝、骨头缝缝、骨头筒筒里头痛，我这药一敷就好，不好的不要钱！”当然还有不少沿街讨饭的叫化子，有的拄着棍子，端个破碗，有气无力地喊着“老爷太太行行好”。一到晚上，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透射出“洋油”灯的光亮或桐油灯盏的光斑，与路人手中提着的玻璃片灯揉和在一起，好似遍坡停飞不一的萤火虫，星星点点，明明灭灭，给这个穷困的小镇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我八十五岁那年“五一节”，我们村老年协会组织老年人在本地参观旅游，先参观雄伟壮观的盐津河大桥及国酒门，然后驱车赶往“贵州茅酒”的产地茅村。一到茅村，我顿觉眼花缭乱，昔日的茅村除赤水河依然奔流不息外，其余景象荡然无存，一切早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去不复返了。

而今的茅村，对河二面高楼林立，花木相间，一望无际；柏油公路四通八达，各类车辆往返穿梭；电线杆子行对行，电线犹如蜘蛛网，把现代文明送到千家万户。更引人瞩目的是一桥飞架南北，贯通川黔两省，使茅村显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美景，茅村人白天来去匆匆、忙忙碌碌，呈现出一派争分抢秒、力争上游的工作节奏和繁忙景象。

每当夜幕降临，茅村沿河两岸灯火通明，霓虹灯此起彼伏、旋转闪烁，两岸灯光倒映在赤水河中，有疑是天上银河之感。各类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传出婉转悠扬的乐曲，使人倍感心旷神怡。此时此刻，忙碌一天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在河边大道散步遛弯，或在娱乐场所一展歌喉、翩翩起舞，尽情享受这歌舞升平的人间仙景和幸福生活。这时，关于茅村的一条思绪把我引向了六十多年前的许多往事。

那些往事像赤水河的流水一样，在我心里流淌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干涸过。今天，我要把它们一一道来，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拿多少人的血泪换来的。

到了清末民初，茅村酿酒最兴旺的是成义、荣和、恒兴三大烧房。

成义烧房的故事，始于一个孝心。清同治元年（1862年），江西盐商华联辉的祖母彭氏怀念年轻时喝过的茅台镇好酒，晚年念念不忘，嘱咐孙儿务必寻来。华联辉走遍茅台，却发现当年的酒坊早已毁于战火。他便买下一块地，找回旧时的酒师，在原址建起了作坊，最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茅酒生产。酿出的酒，彭氏一尝，正是记忆中的味道。起初，华家的酒只拿来送亲友，不料亲友们喝了纷纷叫好，家家上门讨买。华联辉索性扩建成义烧房对外卖酒，他的孙子华问渠接手后进一步扩大生产，到1947年已发展到十八个窖坑，年产量达到两万多斤。所酿茅酒人称“华茅”。

荣和烧房，光绪五年（1879年）由王立夫等三人合资创办，所酿茅酒人称“王茅”。起初实力有限，产量不大，常年产量在五千公斤左右，主要在本地和临近的重庆销售。

恒兴烧房，前身是周秉衡创办的衡昌烧房。1929年周秉衡投资兴建，到1938年因倒卖鸦片破产，1941年赖永初收购后更名为“恒兴烧房”，所酿茅酒定名为“赖茅”。到1947年，年产量达到三万多斤，成了三大烧房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1949年前后，战乱频仍，茅村的酿酒业凋敝了大半，只剩下这三大烧房还在苦苦支撑。盐巴佬二们背盐巴的时候，如果能夹带几坛茅酒，到了遵义、鸭溪，能多换好些东西回来。